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低，国力也足够强大了，因此到了更需要强调“技术立国”的阶段。

除了人本身，人类财富都是从自然资源和技术中得来的。古代社会技术发展缓慢，因此人力和土地资源成为财富的核心。

实践中人们发现，贸易是实现财富增值的重要手段。一个地方会因为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特色，有一些优势产品，与其它地区其它人进行交换，能够扩大财富的价值。但是这个道理有时会遭到驳斥与打压，如一些中国古代学者与王朝政府认为，商人不事生产，通过倒买倒卖就赚到了大钱，这伤害了农民的利益。抛开大道理，王朝的运转实际上离不开商人的活动。在利益的驱使之下，中国古代商业活动也有较活跃的时期，甚至通过历史悠久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全球贸易巨头。只是在意识形态上，中国古代社会更象法国18世纪50-70年代的“重农主义”，这种主义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来源，是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。

与之相对的是“重商主义”，是亚当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提出的，在15-17世纪的西欧非常流行。西欧不少国家通过参与世界贸易赚取了巨额财富，贸易顺差成为国力最重要的基础。因此重商主义关注贸易顺差、以贸易立国，是非常自然的。从理论上来说，重商主义关注的产业众多，比重农主义要丰富，也确实发展出了更多的思想成果，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起源。但是限于技术条件，重商主义过度发展，有时会造成农业凋敝，进而影响社会稳定。这是“贸易立国”与“农业立国”不时发生争论的根源，甚至在古代占不到上风。

等到工业革命之后，人们震惊地发现工业技术居然可以创造如此之多的财富，远超农业社会的想象，想象力被打开了。交通运输技术的飞速发展，促使了全球贸易的极大繁荣。火车的运力相当于上千辆马车，而远洋巨轮装载的集装箱数量又是火车的上千倍。“贸易立国”不再需要争论，而是一种必然，不参与国际贸易是不可想象的错误选择。

但是人们又发现，不同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平差别极大，在国际贸易中高技术水平的国家拥有很大优势。不少自然资源禀赋优越的国家因为技术落后，混成了穷国，而一些资源不突出的国家通过发展技术成为发达国家。因此在国际上，“技术立国”看起来是比“贸易立国”更为高明的选择。所有国家都同意技术的重要性，希望本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起来。在技术水平低的国家，开放市场给发达国家是很敏感的话题，国际社会上此类争吵旷日持久。

在这个大背景下，也由于中国建国以后的特殊历史，“技术立国”与“贸易立国”的争议显得更为复杂。中国公司发展历史上，“技工贸”与“贸工技”的争议也一直持续。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，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展示出了不一般的技术实力，两弹一星的成就证明中国人是适合搞技术的。而且中国主权独立自主，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拥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。理论上来说，中国人当然是希望好好搞技术，并以此为基础公平地参与国际贸易，而不是像发展中国家那样普遍无力抗争被发达国家占领市场，只能出卖自然资源或者从事一些低端产业。从“技术立国”理念出发，中国似乎应该实施“赶超战略“，狠抓技术，并利用本国市场培养技术，不要过早开放市场参与国际竞争。在十多年前，还有相当多人认为，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会导致技术基础被毁灭。

这正是技术与贸易问题复杂之处。技术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经济收益，需要贸易活动来实现技术价值，“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“就是特殊时期的表现。甚至什么叫技术，也是需要想象力的。经济学理论认为，市场经济活动会自发产生种类繁多的技术进步与创新，比人为规划的技术路线要强。人为规划容易忽略一些有价值的方向，或对于不起眼的小问题缺少关注。市场能够更为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。例如中国”一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“被长期诟病，但是纺织业出口其实是中国早期的外汇来源支柱，而且中国纺织业的竞争力在国际上非常强大。到现在低端纺织业也是孟加拉、巴基斯坦等国的产业希望。

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，”比较优势“理论较为符合现实。这个理论认为，国家要靠发展有优势的产业赚钱赚外汇，哪怕是中低端产业。这是现实主义的做法，总比看着赚钱多的高端产业眼红又没什么办法要强。同时，有条件有决心的国家，要注意提升比较优势，争取将更多产业发展成优势产业。而提升比较优势，就能和“技术立国”理念结合在一起了。通过比较优势理论，技术立国与贸易立国本质上就没有冲突了。现实主义地说，一个国家或者个人需要从事贸易或者出卖劳动力来立国或者立身；但是有志气的国家与个人，会努力提升技术水平，能够更好的“立”在社会上。

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与贸易路线总体是正确的。通过提升技术水平，中国从最初的纺织业比较优势，成功提升到了前景与产值要大得多机电产业，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。中国不断提升技术水平的努力，甚至引发了美国的极端重视与打压，认为会威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。

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低，国力也足够强大了，因此到了更需要强调“技术立国”的阶段。这不是说“贸易立国”不重要，而是对中国来说，这已经是本能。现在中国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旗帜，反而是一些发达国家开历史倒车对全球贸易作出种种限制。

中国具备了条件，在一些以前不敢想象的核心技术领域追赶发达国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能片面讲市场经济，而是要主动大力度技术投入。因为市场主体有时会因为短期无利可图，不愿意进行长期大力度的技术投入，只靠市场一国会被锁定在较低的技术层级。世界各国都强调要有充足的研究与发展资金，对中国来说，这方面还有一定的体制优势。中国能够利用人才、资金、市场规模的优势，通过坚定而规模宏大的技术投入集中突破，更好地实践 “技术立国”提升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路线。